随着对西方的信仰体系和现代科学发展了解的增多，他对于教的理解也有一个逐渐扩展和具体化的过程。

《公羊传》解春王正月的王是文王，王当是周天王，而《传》以为是文王，正是因为文王是说小康者的中心人物。继承孔子的思想而演变出的今文学思想发展如此。

只有这样，才能认识汉代经学虽然是从孔、孟儒家演变而来，经学家也把孔子尊为素王，但其思想内容已大大和孔、孟有别了。夏政尚忠，忠之弊野，故殷自野以教敬。佛肸以中牟叛，召，子欲往。《礼运》认禹、汤、文、武、成王、周公六君子为小康，自然要尧、舜禅让才是大同。垂三统，列三正，去无道，开有德，不私一姓，以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

即如武帝以后的眭孟、盖宽饶，也是请汉帝禅让而致杀身之祸的。[1]《白虎通》应当就是根据汉初这些思想而编写的。而今文学末流那种分文析字，烦言碎辞的治学方法，专以守残，党同妒真[1]的学术态度，引起了学术界的不满，而给古文学造成可乘之机。

《尚书·盘庚上》记殷王盘庚迁殷就曾命众悉至于庭而反复告诫。刘向《五经通义》说：王者已有州伯，所以复设二伯何？欲使黜陟也。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在肯定了经学自有其思想体系后，再来分析经学家所讲的礼制，才能看出这些礼制所体现的思想内容。

敬之弊鬼，故周自鬼以教文。是子张之儒已与孔、孟不同。

他这一思想也就来自公明高。这样，从天子以至太学生，都是来自畎亩之中，同在明堂议政，这种理想就很高了。墨家法夏，而《孝经》多用夏法。《传》曰：‘自陕以东者周公主之，自陕以西者召公主之，召公述职当桑蚕之时，不欲变民事，故不入邑中，舍于甘棠之下而听斯焉。

春省耕而补不足，秋省歛而助不给。《诗经》在王肃以后，《左传》在杜预以后，《易经》在王弼以后，古文学才脱离今文学而独立。很清楚，这正是《公羊》家吸取了法家思想。及至战国晚期，各家在长期斗争过程中相互影响、相互吸收都改变了其原始的面貌。

他如《春秋》大一统义、尊王义，也都是受到法家的影响。从这个对比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董仲舒是改变了他承受的学说来迎合汉王朝的需要的。

同篇又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亡贫苦，人之大恶存焉，故欲恶者，心之大端也，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叔孙通前曰：‘诸生言皆非也，……无赦下《集解》引瓒曰：将谓逆乱也，《公羊传》曰：‘君亲无将，将而必诛。

不仅述职黜陟诸侯的意义是前引《孟子》书所没有的，而且《白虎通》把三公以二伯身份出巡作为述职的讲法也和《孟子》谓诸侯朝于天下曰述职，在制度和形式上都迥不相同了。《礼器·疏》引《白虎通》：绎绎，无穷之意，禅于有德而居之无穷也。儒分为八正是孔子后学分受别家影响、吸取了别家学说的现象。虽然《白虎通》的写作时间较晚，但《汉书·王吉传》已说《甘棠》为召公述职之诗。用外朝三询制度的史实来理解明堂议政，就使我们更进一步地认识到明堂制度意义的重大和规模的宏阔。[1] 《诗·大雅》、《生民》、《板》。

（三） 封禅我们在前面论述过今文学主张的革命论。这些显然是由于历史的局限，同时也还由于儒家知识分子的软弱性，不敢进行尖锐的斗争。

叶水心用仅见于六遂官职中的助字来说明六遂是用助法，我们认为这是非常精透的，这正是小司徒所掌的井田。寻根溯源，区别出一些学派系统，结合时代深入探讨就很有必要了。

董仲舒传《公羊》，他在《春秋繁露》中说：儒者以汤、武为至圣大贤也，今足下以汤、武为不义，何也？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立王以为民也。墨家以孝视天下，战国晚期的儒家也特别重视孝道，《曾子·大孝》以孝来统括各项德目，且又有《孝经》的出现。

董仲舒既用改制论以阿附汉武帝，而清末变法之士最后也沦为拥护清朝的保皇党，前后如出一辙，很明显，这正是其改制论的必然结果。很显然，《王制》是把巡狩的主要作用认为是黜陟诸侯。刘彝说：古者乡学教庶人，国学教国子。[8] 《孟子·滕文公》、《荀子·正论》。

《尸子》有《止楚师》一篇，就是记叙墨子止公输般攻宋事。这和《慎子》、《商君书》不仅是思想一致，且文字也大同小异。

《孟子·梁惠王》载：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于传有之。如要发言，由小司寇安排次序，万民齐聚，是极其庄严的。

至于一般平民老百姓是不是也能受到教育呢？我们且再在《周官》里来找。选贤就是选择贤人而传以帝位，正是禅让。

道家本来是菲薄仁义的，而《吕览》却也主张仁义了。这种重视人民利益而轻视君臣大义，无论汉、唐、宋、明的注解，都不能理解这一点。……退而以乡射之礼五物询众庶，……此谓使民兴贤，出使长之，使民兴能，入使治之。[1] 具见《汉书·刘歆传》载《移让太常博士书》。

虽然今文学都承认汤、武征诛是革命，但在今文学中还找不出像干宝那样明确提出君德穷至于攻战受诛也的武装革命的思想，他们所理想的革命方法只不过是以素王为目标的禅让。《礼运》思想来自墨家，以伍非百先生《墨子大义述》分析得最为透彻，他说：《礼运》大同之说，颇与儒家言出入，学者或疑其非孔氏书，或以为学老、庄者糁入之。

董仲舒既改革命为改制，就不能不改素王为王鲁，素王是代周而王的是孔子，是德若舜、禹的贤者，而《春秋》是另立一套一王大法。由此可见，凡坚持儒家学说的人，无论是六国之君或秦始皇、汉武都是不能容忍的。

清末一部分主张变法的学者，大倡改制理论，其主要根据就是董仲舒的《公羊》学。故曰，射者，射为诸侯也。